万里长城蜿蜒而上，在远方伸展成双链DNA的形状，生命无穷的奥妙仍待探索；长城脚下，两个孩子遥指星空，无数颗星星排列组成“未来”和“科学”的字样，在夜空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今年年初，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过敏科学》（《Allergy》）出版了一期专刊，封面尽显中国元素——创刊73年来，该期刊首次专门为一个国家留出整期版面，集中展示了中国学者在过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罗担任客座主编。
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向中国学者抛出橄榄枝，这不是第一次。
2018年，《国际过敏和鼻科学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f Allergy & Rhinology》）曾首次出版中国正刊，以整期正刊报道了中国鼻科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样是张罗担任客座主编并受邀撰写了述评。
中国学者的声音在过敏科学和鼻科学的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响亮。而在20年前，这个声音还几乎是空白。
作为时代的共舞者，见证和推动中国过敏科学和鼻科学站上国际舞台，张罗很欣慰。“以前在鼻科学领域我们是跟跑，现在可以与国际学界并跑，甚至在部分领域可以领跑世界。”
这背后，是张罗和鼻科同仁的不懈求索。
一次填补空白的调查
草长莺飞，花团锦簇，这本是大自然给人类最美好的赠予，但对有些人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
每年春秋两季，同仁医院门诊楼四楼鼻过敏科的候诊室里，都会汇聚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就诊者，此起彼伏的打喷嚏和擤鼻涕声显示了他们共同的身份——过敏性鼻炎患者。
过敏性鼻炎，这个曾经只在西方发达国家高发的“富贵病”，也开始在中国悄然流行。早在2005年，时任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副所长的张罗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形。为此，当年同仁医院在耳鼻喉科过敏性鼻炎专台的基础上，成立了过敏性鼻炎诊疗中心。
到底有多少人发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病人？这些病人发病有什么特点？……张罗和团队成员充满了疑问。“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数字，但是中国大陆没有；没有数据，就没有办法更好地引起关注，进行研究和投入。”
摸清家底儿，却不是件容易事儿。
现任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长的王成硕是张罗团队的主力之一，他说，要摸清家底，资金、时间、人力缺一不可，“一般的临床团队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在张罗看来，这项填补空白的调查，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从国计民生上来看，都有着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于是，首个面向过敏性鼻炎的电话流行病学调查在全国铺开。经过培训，数十名电话流调员上岗，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信息沿着一条条电话线，从全国11个城市传输到同仁医院。经过数月的追踪、记录、收集和分析，一个宝贵的数字出炉：中国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为11.1%。
六年过去了，病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张罗明显感觉到，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数量在增加。增加了多少？地域分布上有何不同？2011年，张罗又带领团队开启了第二轮调查，调查范围扩大到全国18个城市。数据显示，中国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从11.1%提高到了17.6%，意味着患病人数从1.4亿增加到约2.5亿人。这一数字被写入我国首部英文版过敏性鼻炎诊疗指南，被业内广泛采用。
摸清家底，只是第一步。
“每个地区常见的过敏原并不一样，比如说，北方地区以花粉为主，南方地区以螨虫为主。”对全国几万病例分析之后，张罗团队根据过敏原的不同，将全国分成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4个大区，并确定了每个大区常见的5至8种过敏原的种类。由此，过敏原的锁定迈出了精准化的第一步。患者想要确定自己的过敏原时，无需大海捞针，而是能够更加准确地框定范围，“少则5种，多则8种，就可以满足96%以上过敏性鼻炎病人的诊断。”张罗介绍，经过测算，患者的诊断成本可以减少60%左右。
精确诊断和治疗，是张罗带领团队的不懈追求。
“长着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王成硕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所有打喷嚏流鼻涕的人都当作过敏性鼻炎，那么至少有40%至50%的人是被误诊的。”
王成硕有个“老病号”，每年都会季节性发病，一切症状都指向花粉过敏，但是每次抽血进行过敏原检测时，结果都显示为“阴性”，无法对症下药，患者的治疗效果一直不明显。类似的病人在临床上并不少见，问题出在哪？“过敏性鼻炎既然是鼻部的一种炎症，其分泌物中应该会有一些特征性的改变。”血液检查的“失效”让张罗寻求新思路。于是，他带领团队对病人的相关检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抽丝剥茧中，背后的奥秘逐渐显现：虽然都表现出同样的打喷嚏、流鼻涕症状，但不同病人鼻腔分泌物的细胞学检查、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鼻腔分泌物中IgE的检测结果其实存在差异。这说明，在打喷嚏、流鼻涕这一症状背后，可能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鼻部炎症。“同样的症状，过敏性鼻炎只是其中可能的诊断之一，还可能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鼻炎、局部过敏性鼻炎和血管运动性鼻炎。想要真正确诊，还需对鼻腔分泌物中嗜酸性粒细胞进行计数或者对分泌物IgE进行检测。”王成硕这样解释。后续检测显示，王成硕的“老病号”尽管血液中过敏性抗体IgE为阴性，但鼻分泌物IgE为阳性，也就是说，该患者患的是临床中最难被确诊的鼻炎类型——局部过敏性鼻炎。经过对症治疗，病人症状很快得到改善。
作为新世纪的“未解之谜”，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精准治疗与自我防护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张罗带领团队对花粉跟踪了十多年，发现了花粉的“行踪轨迹”：在北京地区，春季最容易引起过敏的花粉是大果榆、青杨、旱柳、白蜡、刺槐、白桦等植物的花粉；夏天的致敏主力为野牛草、狗尾草等；而在秋天，引起花粉症的植物主要包括葎草、藜草、蒿草、豚草等。能不能将这些花粉浓度进行播报预警，为患者打造一份出行指南？张罗身上的使命感让他再次出手。
同仁医院西区门诊楼顶层，一人高的置片架上，一个约2平方厘米的载玻片有些不起眼。每天早上8点，会有一名护士走上天台，取下前一天的玻片，换上新的一片。之后，取下的玻片被送入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进行染色读数。2010年起，每年3月1日到10月底，北京气象台气象播报中多了一条“花粉浓度监测”，这些数据就是由此而来。
在北京，类似的监测点位共有13个。在全国，拥有类似监测点的城市已经扩大到了17个，基本实现了北方地区的全覆盖。
“这个事情很辛苦，但社会意义重大。团队义务承担起这份工作，一做就是9年。”王成硕介绍，除了承担北京地区的花粉监测，同仁医院还肩负着为其他城市进行花粉计数培训的使命。
虽然辛苦，他们却“甘之如饴”。
往年都要准时“报到”的老患者越来越少，听到对方一句“我看了你们的花粉播报，提前用药，今年症状减轻了。”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一项由中国人改写的标准
每周一，是张罗的出诊日。虽身兼数职，但是张罗依然坚持每周出诊。为此，诊室内配备了多名助理和护士，为的是一次能多看几个病人。
“我这瘤子要紧吗？没再长吧？”问话的是一位复诊患者，2009年他曾做过鼻内翻性乳头状瘤切除手术，2015年不幸复发，又是五六年过去了，患者显得有些紧张。
戴上护目镜，张罗敏捷地将内镜探头深入患者鼻腔内，轻轻游动，鼻内结构在屏幕上清晰显现。“没事儿，目前看恢复很好，不用担心。”听着张罗的轻声安抚，患者长舒了一口气。
鼻内翻性乳头状瘤是鼻腔鼻窦最常见的良性肿瘤。这个肿瘤最大的特点是极易复发，在张罗接诊过的病人中，有人曾做过十几次手术，鼻子切开，缝合；再切开，再缝合。除了造成颜面的损毁之外，反复发作也给患者带来癌变的风险。
鼻科学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几年前，业内对其还存在着极大的认识误区。
问题最先是在临床中发现的。在此前，对该肿瘤，国际上公认的标准是以大小来分期：肿瘤越大，分期越高，疾病程度也就越严重。然而，张罗和团队发现，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显现，对于鼻内翻性乳头状瘤来说，肿瘤的大小、数量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疾病的严重程度。相比之下，肿瘤根基部的原始生发位置，更能决定肿瘤的严重和复发风险。
“肿瘤复不复发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肿瘤的根蒂部找到，并且切干净。”王成硕解释。什么样的肿瘤容易切干净呢？显然是那种“长在鼻腔表浅位置、手术器械容易达到并切除”的肿瘤；如果肿瘤长在鼻窦的深处角落里，连观察都很难，更别说根除了。
这意味着，鼻内翻性乳头状瘤的分期标准要被改写。
发现这一点的不仅仅有张罗。在2017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在此研究领域一向领先的日本鼻科学者，分享了类似的研究思路。紧迫感来了，循序渐进中的研究随之被按下了加速键。
回国之后，张罗带领团队快马加鞭，准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打赢一场新时期的学术“竞赛”。整理研究数据、多中心推进验证、术后随访……2019年，该成果在头颈外科领域权威期刊《头与颈》（《Head & Neck》）发表，并被选为封面文章。张罗和王成硕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以肿瘤根基部位为导向的肿瘤临床分期系统。
这一仗，赢了。
分期标准的改写，意味着治疗方式的转变。对不同分期病人术后进行长期随访发现，新的分型标准下，患者的远期复发率为6.4%，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治疗方式同样被改写的还有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以往，面对鼻息肉，很多大夫往往是“一切了之”。但是张罗发现，手术只能解决大约一小半病人的问题，还有一大半的病人出现反复发作。是手术技术不过硬还是手术设备不够精密？通过大量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张罗发现，该病复发的根源在于不同病人不同的炎症体质。“治疗的核心也应该是对这种炎症状态进行控制，而不是盲目的手术。”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一旦鼻息肉中出现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尤其是每高倍镜视野下超过55个时，鼻息肉就会变得容易复发。这一发现让鼻息肉的复发变得“可知可控”，治疗也更有的放矢：如果鼻腔内息肉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超过“危险值”，那么保守药物治疗将是首选，尽量避免手术，因为做了手术也极有可能复发；如果患者的症状严重到不得不做手术，就要在术后进行严格的药物治疗和定期随访，以控制息肉复发，保住“胜利成果”，避免或减少再次手术。
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
20多年前，还是年轻人的张罗举着五星红旗，作为中国鼻科学的新生力量，代表中国加入世界鼻科学会。那一刻，成为中国鼻科人走向世界的起点。从那时起，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为世界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成为张罗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加入世界鼻科学会，并不就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那个时候我们发表的英文文章很少，几乎没有能与世界直接交流的学术成果。”张罗拿自己投稿的一次经历来说明这一路的坎坷：有一篇文章，他投稿两年，换了近10种期刊，某期刊曾4次提出修改意见，但最终仍被拒稿。“那时国际学术界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成果也不容易被国际学者认可。”而如今，张罗所在团队的很多研究和发现，都被相关领域内影响最大、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接收，“这代表了我们的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性和领先性，世界上很少有人做到，而我们做到了。”
在同事眼中，张罗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达人”。“他是天资最卓越的，同时也是最勤奋的。”王成硕的评价代表了很多人的共识，“凌晨发过去的邮件都是秒回。”
在张罗的办公室，有个令同事们“仰望”的书柜，里面装满了他收集、阅读、整理过的文献资料，数量超过6000篇；对这6000多篇文献，张罗有着自己独特的记忆编码。同事们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考验”一下张院长的记忆力：常常有学生拿着文献去他办公室，只要报上名字，张罗的记忆匣子就会瞬间打开，如数家珍地描述出这篇文献的作者、团队、研究内容。
醉心科研的张罗有着高度敏锐的科研嗅觉，善于发掘新的研究点。娄鸿飞是张罗的学生，后来成为团队的核心成员，他对几年前与张罗的一次用餐印象深刻：2016年12月，娄鸿飞与老师张罗到耶路撒冷参加世界过敏科学组织国际科学会议。与外国学者午餐交流时，张罗了解到，瑞士等北欧国家气候寒冷，很多人遇到冷空气就会出现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上述症状又与过敏性鼻炎有所不同，这给了张罗新的启发：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北京的冬天同样干冷，“干冷空气引起的鼻腔炎症”成了张罗新的研究课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为冬奥会提供相关的诊断和治疗建议，为那些来京参赛、因干冷空气诱发鼻炎的运动员解除后顾之忧。
随着越来越多创新性研究成果的涌现，国际上也出现了由中国学者贡献的英文诊疗指南，中国学者的科研能力越来越得到认可。“我们现在参与制定了国际上25个诊疗指南，展示学术成果的舞台越来越大。”近日，应欧洲和亚洲学术组织的邀请，张罗将参与地区性新冠肺炎相关临床指南和共识的制定。
拼搏20年，当初坚守的梦想正在慢慢开花结果。带领着同仁医院百余人的队伍，张罗依然在奋力奔跑。他期待着，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中国的鼻科学和过敏科学能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