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随着资本报酬的下滑，我国经济必将更加依赖于内生增长模式，科技创新、科技攻关的地位就越发重要。但是，创新并不是想要就能得到，因为它有自己的规律和奥妙。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产业界的创新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市场和政府在生态圈中各自发挥着作用，不认清、不掌握这一点，促进创新的意愿就未必能顺利实现。
一、产业创新及产业创新生态圈
创新是一个非常宽泛而又含混的概念。我曾经把创新分为熊彼特创新、伽利略创新两大领域，熊彼特创新是一个很大的圆圈，而伽利略创新则是一个小得多的圆圈，这两个圆圈有一部分重合及接壤，这部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力因素。这部分创新，既不同于大学和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也不同于企业单纯的市场开拓、经营模式调整，它虽然以可实现产业化的科技创新为主，但也涉及与此有关的工艺流程组织、供销链条部署、市场开发行为，等等，我将其归纳为产业创新。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概念区分并不容易说清楚。狭义的科技创新，似乎等同于伽利略创新，但事实上，人们认知和谈论的科技创新，往往与产业创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广义概念。产业创新主要是在产业界的研发机构里，甚至在车间里，由各色各样的人物完成。甚至纯粹的伽利略创新，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有很多是由企业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完成的，与产业创新有着极大关联。因此，尽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无疑应该是强化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比大学里面、研究院里面的创新要复杂得多。产业创新需要企业和包括创业家在内的企业家发挥巨大作用，需要市场化的、规模化的产业发展循环作支撑，需要很多组织与个人的合作、协调、竞争，而且往往涉及到资本、金融的深度介入，以及重要客户、潜在用户的参与。当然，政府作用的适当发挥，对于推进产业创新也是有益的。这些因素、这些力量相互结合和相互交织，并形成一种气氛或气场，就会构成产业创新生态圈，这样的生态圈远比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所分析的“大卫—歌利亚共生态”更丰满、更复杂。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时代的发展，产业创新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情。
美国的苹果智能手机就是本世纪一项重大的产业创新，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构筑了一个相互溢出且强韧有力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这个生态圈涵盖了液晶显示技术、触摸屏技术、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纳米级芯片技术，还有产品设计、工艺设计、设备和工模具设计，各种应用场景，以及大量的相应软件，等等，同时还粘结了大量的粉丝用户并构建了强大的互动机制。在这个生态圈中，有成百上千的企业和其他机构、有关人员参与其中。即使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产业，仍然在推进重要的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生态圈的构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汽车行业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但是现在正在快速推进颠覆性的产业创新，就是新能源与互联网、智能化相融合的创新，这个领域创新的生态圈化趋势十分明显。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其正在推进的产业创新，颠覆性并没有那么强，如空调行业的变频化与智能化、信息化、互动参与化的组合，但也在向生态圈方向演变。总之从许许多多的行业来看，产业创新的生态圈化趋势十分明显。
二、基于市场的产业创新生态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际上重要的产业创新生态圈，所联结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以及相关资源和人群，不但遍及一个国家的许多行业和领域，而且越来越跨出国界范围，形成全球性的创新网，例如苹果手机的创新网，既包括美国本土的很多企业，也包括我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的手机组装企业、芯片代工企业，还包括欧洲的光刻机生产企业，此外还有大量的软件及内容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的举国力量，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举世力量，在成就一些重大产业创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当中，不管是举国力量还是举世力量，都会充分借助市场内在的责权利界定、分工合作、竞争互促的机制，使创新能更好地利用资源和更好地配置风险，这其实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尽量多的力量，包括国内力量，也包括国外力量，拉进产业创新生态圈之中。其中的圈主企业，有着巨大的黏结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定价力和估值力。
可能会有很多人青睐政府力量在促进产业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相信政府力量就等于举国力量。的确，行政手段可以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修筑万里长城等等，但在产业创新方面，如果单纯或者主要诉诸行政手段，就未必有好的结果，因为产业创新需要以商业化使用来获得经济效益，需要以大量客户购买来衡量效果，需要以市场占有率来检验成败。美国政府曾以行政手段为主导搞了生产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人类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但这些并不是本文强调的真正意义的产业创新，这两个计划的确有不少科技创新成果并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与产业创新还是两码事，投入大量资金和科学家的政府工程，对产业发展产生一些溢出效应根本不值得夸耀，没有这些溢出效益倒是很奇怪。互联网技术与相关产业的兴起，是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产业创新，许多人会争辩说，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这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创新。事实上，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立的阿帕网设计了互联网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初步构架，但到了八十年代，美国很多非政府机构已经设立了自己的计算机网络，此时互联网的发展开始由政府之外的力量所推动，并且将社会上的互联网与阿帕网分离开来，到了九十年代，独立于政府的商业化互联网开始有了www协议和竞相涌现的系统及服务，资本和人才大量涌入，硬件和软件日新月异，应用场景迅速扩展，从而网络用户数量和使用时间呈指数级增长，才构筑起了产业创新生态圈，才真正成就了这一场史诗般的、至今尚在推进中的产业创新。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场由市场力量主导、以生态圈为特征的全球性产业创新，并且包含和带动了许多子集层面的产业创新，例如前面提到的苹果智能手机生产和使用方面的创新。政府体制内的阿帕网发挥的只是溢出效应，只有社会网独立于阿帕网之后，只有市场力量参与和主导之后，创新生态才形成，产业发展才起飞。
所以，与很多人的想当然相反，市场机制恰恰是一种举各种资源、集各种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很久的时代，基于资本市场的股份公司制度就办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东印度公司开辟大量殖民地，美国修建几十万公里铁路，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市场机制有着冲出本企业界限、本行业界限、本地区界限以及本国界限的天然本能，所以市场体制就是一种举国体制、举世体制，使得产业创新生态圈带有跨区域和跨国色彩。如果过于依赖政府力量、行政手段，就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产业创新生态的退化。现在一个十分活跃的产业创新领域就是汽车产业的新能源化、互联网化、智能化，跨国公司、国内民营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圈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出了很多有产业价值的创新成果，可是十年前，政府的国资系统成立了央企电动汽车联盟和新能源汽车联盟，看起来既有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又有电池企业、电网企业，还有电子和信息企业、材料和设备企业等等，且得到了主管部委的有力背书，并很快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和发展规划，但是十年过去了，那种开放程度不够高，意在避免重复建设、无序投资和设立统一技术标准、提高行业门槛，带有浓重官方色彩的创新联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创新生态圈，并没有产生多么重大的产业创新成就，而由市场主导、以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其他企业和投资者、社会机构，到现在却形成了几个有力推进产业创新的生态圈，所形成的创新成果及包括整车，也包括电池、电控，甚至不同生态圈的技术路线大相径庭，形成了分散试错、各显神通的局面。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以产业创新生态圈为形态的举国和举世体制。
三、政府不宜过早排斥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的多样性
不过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如果能恰当发挥政府作用，的确可以使产业创新的事情办得更大、更快、更好，也可以助益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发展。且不说基础研究领域的伽利略创新，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即使是产业领域的应用性研发和商业化使用，政府也可以以适当方式投入资金，并发挥一些协调乃至组织作用，以及其他方面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尽管如何把握尺度和方式才能恰到好处并不是那么清晰明了、轻而易举。一项值得更加重视的政策措施，就是政府的创新需求鼓励政策。这项政策尽管也有它的缺陷，譬如与创新供给激励政策一样，也很难避免寻租和造假，但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即使在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宇航局的采购，对于美国一些重大产业创新的确功不可没。政府当然也应该加大对创新供给方的资助和支持，特别是对于基础研发和学术研究的支持。政府还可以在研发合作、创新联盟的形成方面发挥一些协调和组织作用，例如美国政府也曾鼓励组建Sematech这样的组织以促进其半导体产业发展，但重要的是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防止借助政府资金、政府采购、政府影响力和政府权威性来排斥竞争、排斥多种可能性，这样才有利于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此外，政府可以通过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引导产业的地理布局，从而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使得基于集群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能够更好地发展壮大，因为产业集群和产业创新生态圈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融结。
但是，在开创未知技术、开拓未来空间的创新领域，特别是本文定义的产业创新领域，政府过于积极的不当介入，反而会扭曲所谓的“红色皇后博弈”的收益结构，对于创新的不断推进并没有好处。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政府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制订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以彰显政府部门的工作成绩和国家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警惕，产业创新领域的政策支持是否会导致对多样性技术标准和技术路线的排斥。在这样的创新领域，政府即使要给予资金支持和订单支持，也不宜过于向某种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产品倾斜，特别是不宜过于匆忙地将某种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产品设置为官方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倾力支持特定企业。因为对于这一类的产业创新，最终是哪一种路径、哪一种技术、哪一项产品能够成为主流，能够赢得市场占有率，不但政府不知道，甚至特定企业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的智能手机及众多应用，是苹果公司无中生有、破空而出的重大发明，完全算得上是开创未知技术、开拓未来空间的产业创新，但二十多年前，电脑产业有好几种操作系统，苹果电脑及操作系统就远不如其他电脑的windows系统方便，所以那时苹果公司的系统和标准及技术路线并不被主流客户群体所接受，没有多大市场占有率，企业多次面临破产。现在苹果如日中天，但有多少其他非苹果的果子却凋谢了。就算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电视机产业，不但经历了从黑白到彩色、从显像管到平板的革命性创新，而且单就近十余年的平板技术而言，也经历了等离子技术路线和液晶技术路线的交织，当时多数人看好等离子而非液晶，但最后是液晶技术不断获得未曾料想的重大突破，因而成为主流，而研发等离子技术的企业就不可避免地严重掉队了，甚至倒闭了。这些就是产业创新的巨大不确定性，需要市场机制来举力量、聚资源、探路径、验结果、配风险，如果扭曲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使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的创新联盟、创新生态圈，最后也陷入被动局面。
四、政府和特定企业都难知晓未来的主流技术和“脖子”在哪里
当然对于追赶型、改进型的产业创新，政府可以给予多一些的明确支持。许多这类的产业科技研发活动，包括攻克所谓“卡脖子”技术难关的研发活动，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是创新，而算是“创旧”，即已经有其他企业，或者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掌握了这种技术，但本企业、本国需要掌握这种技术，并作适应性改良和提升，就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攻关。这类科研攻关，也非常重要，特别在全球技术封锁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不过还是要着重指出，如果是产业领域的科研攻关，仍然不能忘记商业化使用、大量客户购买、市场占有率这几个关键词，这与修建长城、生产原子弹有着根本区别。而且，也必须要意识到，对今天“卡脖子”技术的攻关即使圆满成功，也不能保证明天不出现新的“卡脖子”技术，甚至不能保证我们可以准确知晓明天的“脖子”在哪里、是什么，试想在二十年前，不管是政府，还是特定企业，怎么会知道极紫外光7纳米光刻技术将是“卡脖子”技术？
因此，从各个维度来检视，的确很难得出一个关于政府支持产业创新的明确而精准的公式。如果有这样的公式，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作用一目了然、明白晓畅，那产业创新就成了很简单的事情。但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产生效力，的确应该以市场基础，即使不排斥政府发挥适当作用，仍然需要警惕的是，政府即便以促进者的姿态介入到产业创新生态圈，也有可能混杂着不当规制和要素错配，从而产生行政性进入壁垒、偏误性技术引导和低效性资源使用。由于在现代经济中，政府掌握很多资源，也会组织很多项目，更何况政府主导的国防领域是研发最密集、尖端科技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政府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例如，政府应该扩大其主导的研发工程的开放性，应该及时公开和释出研发成果以产生溢出效应，美国的拜—杜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政策。当然，已经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就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大力支持基础研发。也就是说，在伽利略创新方面，政府更容易发挥直接支持作用。不过，对于这个“支持”的界限，共识就少得多。教育的确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如果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将教育往高强度填鸭、以标准答案定乾坤的方向引导，那未必有助于提高创造性、创新力。同样，基础研发也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从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来看，政府角色应该越来越局限于资金资助，应该越来越少地介入研发过程，甚至越来越少地检查资金使用去向和资金使用效果。这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资金提供者怎能不管资金如何使用、产生什么成果？但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就是那种信息高度不对称、结果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创新者本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每天致力于前沿领域开拓，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开拓何时突破、是否会形成产业。当然，政府不能容忍拿着大量政府资助而长期没有创新成果。因此，最合适的方法，也许就是政府选择资助那些在孜孜不倦钻研方面有着良好诚信记录的学术人才、研发人员。果真这样的话，不投机造假、不偷懒耍滑的诚信资本将会成为创新时代最重要的资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康艳兵线下讲座
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达峰（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碳中和（净零排放）的目标。欧盟27国决定2030年前加大减排, 2050年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实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力，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实现碳中和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又带来什么发展新机遇？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更展现了中国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一些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新的模式替代，传统能源尤其煤炭行业受到的冲击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清洁/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就业上升。
对中国而言，务实的做法已不是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而是如何有效、低成本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不仅事关产业问题，也是生活方式问题。
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上，扭转能源结构偏化石能源、产业结构偏重工业的现状，在短时期内完成任务，这是中国各级政府、企业、投资界以及普通百姓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和生活课题，也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碳达峰、碳中和有哪些挑战？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如何规划布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面临哪些挑战？经济学家圈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康艳兵，在4月25日举办线下3小时私享思想宴。
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对经济来讲是一个供给冲击。碳中和既是难题也是机遇。绿色项目融资该如何展开？金融如何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绿色金融应该重点支持哪些领域？用什么工具？如何平衡金融体系的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如何在碳中和前提下，支持绿色经济和金融稳定？而又当如何看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竞争？
从存量看，当前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高达40亿吨和7亿吨左右，从煤矿、油田、运输通道等能源供应系统，到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汽车、采暖、空调等能源消费行业，以及相应的重大基础设施，在未来三四十年间完全实现脱碳化改造升级，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增量看，当前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并且采暖、空调、汽车、公共设施等民生服务需求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存在巨大差距，未来新增的经济产能、民生服务需求仍有很大空间，都需要新增能源需求来支撑。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在碳达峰的目标指引下，扭转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局面，为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逐步“脱钩”奠定基础。就要做到调整产业结构、节能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生态碳汇等降碳路径，严格控制高耗能项目新增产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储能、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清洁供暖、碳捕集封存利用（CCUS）等绿色低碳新技术新产业，大幅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推动源头减碳，优化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布局防范碳锁定风险，推动重点区域和行业碳排放率先达峰，完善能源价格、碳价、财税、绿色投融资等激励政策。
脱碳化对经济和金融的而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全球有超过40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按照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ESG）进行的。而且绿色信贷、债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产品低。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将倒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转型，既是推进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形成绿色经济新动能的客观需要，也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路径，更是助力发展方式深刻变革，促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占据绿色低碳竞争优势具有重大意义。
清洁能源和绿色新技术蓬勃兴起
目前通过实施能源革命战略，一大批绿色低碳新动能正在蓬勃兴起。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专利数、投资、装机和发电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均占全球3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全球一半，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比例达到60%左右。这些清洁能源和绿色新技术，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零碳低碳技术路径，而且提供了绿色新动能产业支撑。
终端能源电气化水平大幅提高
十四五期间，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终端能源电气化水平将大幅提高，电力将成为支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主体终端能源。
同时，电源结构去碳化特征将日益显著，水电、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重将不断提升，成为未来的发电主体。为推动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特点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大规模应用，以及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发展，分布式能源、储能、调峰、直流、柔性、新型电网、智能控制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蓬勃兴起。节能增效持续化、终端能源电气化、电源结构去碳化、能源系统分散化、能源供需智慧化将成为未来能源转型的核心方向。
生产生活方式也将发生改变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将重塑未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未来三四十年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大部分传统化石能源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居民生活等终端用能的各行各业中逐步退出，以电力为主的能源方式来支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脱碳化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各种高效用电技术、能源供需两侧智慧化互动技术以及新能源汽车、高效热泵、绿色照明、零碳建筑、零碳钢铁、零碳水泥等新型脱碳化技术产品方兴未艾，将对未来的技术工艺、产业形态、就业方向乃至生活式产生深远影响。
企业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主体
对企业而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提出了加快脱碳化转型发展、甚至对某些行业是危及生存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绿色投资巨大市场的新机遇。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兴起的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他建议企业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围绕脱碳化转型发展核心方向，结合自身实际，加快转型发展，抓住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研究制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新战略，科学调整核心业务板块，提出转型发展的新目标和行动计划。加强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强化节能降成本、减碳创收益，创新绿色低碳投融资合作模式，加强企业管理创新，夯实能源及碳排放数据基础，强化低碳节能岗位和队伍，完善配套激励机制。
嘉宾介绍 ：
康艳兵，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系，现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历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助理、国家发改委节能信息传播中心副处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四川省宜宾市政府党组成员和市长助理（挂职）、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开发署/全球环境基金 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三期）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世界能源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节能减排、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战略规划与政策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相关领域的重大理论与方法学、能源系统分析、能源技术经济评价分析、能源-经济-环境定量分析模型，以及工业、建筑、交通、电力、汽车、供热供冷、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和国家、省区、城市、园区等不同区域的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主持参加科研项目100项左右，包括国家973课题——中国2020年低碳目标实现路径与配套政策研究、2050中国能源与碳排放情景分析暨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线图研究、我国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研究、中国碳排放峰值与实现路径研究、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路径与政策研究、我国“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研究、我国“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综合政策与实施方案研究、202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研究、我国“十四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方案研究、“十四五”中国低碳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十四五”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能源专题）思路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转型总体思路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中国中长期能源转型战略与路线图研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研究、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课题——城市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径研究、产业园区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研究、碳交易制度研究、碳交易与碳税比较研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白皮书、国家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方案研究、“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建筑节能激励政策研究、中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研究、热电联产市场与政策研究、供热空调节能政策研究、清洁供暖规划思路研究、绿色照明政策研究、电力行业和汽车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与政策研究、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革命研究、能源产业转型战略与路径研究、现代能源经济体系研究、能源基础设施跨界融合创新发展典型模式与对策研究、我国中长期能源基础设施可持续转型与投资战略研究、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能源投资转型战略研究、能源普遍服务投资政策研究、我国资源循环利用效率目标与实现路径研究、绿色供应链节能减碳机制研究、绿色低碳投融资机制研究等。
在国际合作方面拥有丰富项目经验，与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理事会、能源基金会等机构开展了3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
作为主要专家，参与研究起草了许多国家重大政策文件，包括《“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1]41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国函[2014]126号）、《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编制指导意见》、《2050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总体思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白皮书》、《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2013]1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4]第 17 号）、《低碳工业园区实施方案编制指南》、《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改办[2013]2526 号）、《“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国发〔2012〕19号）、《“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等。
获邀对20多个省市低碳发展规划的编制实施、20多个低碳城市试点方案编制实施、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碳交易制度设计与市场建设、10多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试点城市的节能减排方案及能源管控平台建设、20多个低碳产业园区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实施、8个国家低碳城（镇）试点实施方案编制、10多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方案编制实施等地方层面的节能减排、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工作给予指导。作为国家节能低碳考核组专家，参加20 个省的节能低碳责任目标考核工作。
此外，多次获邀参与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能源、环保等重点行业领域的节能低碳政策研究制定和项目评审。在能源和节能低碳领域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方面，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作为项目设计工作组组长，开发并成功申请了赠款金额1400万美元的国家发改委（NDRC）/联合国开发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绿色照明工程”项目（三期），并于 2009-2011年间担任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
参与开发设计了 NDRC/UNDP/GEF“中国终端能效项目”、NDRC/世界银行（WB）/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二期”、NDRC/ WB/GEF “中国节能融资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主持了 NDRC/ WB/GEF 中国节能促进项目一期的评估工作和项目二期的评估工作。
作为评估专家参与了 NDRC/UNDP/GEF “中国终端能效项目”、农业部和建设部 GEF 项目“农村能源与建筑节能”项目、“亚洲能效标准标识/认证有效建立和实施障碍消除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中期评估。
作为项目专家，参与了国家发改委亚行项目“中国 2020 低碳发展重大政策研究”、交通部世界银行项目“交通综合枢纽节能减碳效果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和亚行项目“昆明市低碳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
荣获 “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 次）、“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能源局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 2 次）、 “国家发改委机关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次）等荣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文章 50多篇，出版《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情景暨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线图》、《中国2020 年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碳交易制度研究》等著作20多部。
围绕能源经济、节能减排、能源环境、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发展、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主题，获邀做上百场讲演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