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葛家澍目睹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经历了祖国贫弱、山河破碎的痛苦，因此他对民族的崛起无比渴望，对国家赤胆忠心，一辈子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葛家澍教授，图片由厦门大学会计系杜兴强教授提供。
葛家澍教授是中国著名会计学家和教育学家，他的会计学术造诣博大精深，是中国会计学界的一面旗帜，得到了会计业界的广泛认可与尊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凭借非凡的勇气与睿智，敢于提出不同于当时苏联和国内主流看法的新会计理论观点。1978年，葛家澍教授发表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被誉为“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随后他在1980年又发表了《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将会计学拉回到科学理性的轨道上。葛家澍教授认为，会计是一种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本身没有阶级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与今天大家公认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葛家澍教授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这种学术观点，不但反映了他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更体现了他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葛家澍教授是一位真学者，他作为厦大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4位文科资深教授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葛家澍教授、余绪缨教授、常勋教授等老一辈厦大会计学人，一起把厦大会计系打造成全国王牌的会计系 （1987年国家重点学科评比，会计学仅厦大和上海财大两家），培养了一大批知名会计学者和会计专业高端人才，使厦大会计学科长期在中国会计学术界和会计业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中国会计学界和业界曾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中国会计学界四大泰斗”的说法，即财政部的杨纪琬、上海财经大学的娄尔行、厦门大学的葛家澍和余绪缨4位老一辈会计学家。4位泰斗中，厦大占了一半，其会计学科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个学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主要是靠这个学科有什么样的学术带头人。在为厦大会计学科的光荣历史感到自豪的同时，也许有人也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厦大是否能够继续产生像葛家澍教授和余绪缨教授那样在全国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的会计学大家？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于1981年9月由教育部批准成立，并于1982年5月正式成立。葛家澍教授担任厦大经济学院首任院长。在担任院长期间，葛家澍教授作为学贯东西的大家，非常有远见卓识，大刀阔斧地推进学科建设。饱含着深深的爱国情怀，得益于高深的学术造诣，他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的许多办学理念与举措，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超前与先进的。这里，我举两件事予以说明。
第一件事，是葛家澍教授积极推进厦大经济学院的国际化办学和师资队伍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之初，葛家澍教授抓住中国和加拿大在管理教育进行合作办学的契机，即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项目，积极推动厦大经济学院与加拿大学校特别是达尔豪斯大学和圣玛丽大学的合作，选派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到加拿大高校深造、进修，为厦大经济学科、管理学科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教育师资，比如吴世农和黄世忠教授等，厦大也成为最早一批创办MBA教育的国内高校之一，这些举措为厦大在会计学科和工商管理学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另一件事，是葛家澍教授针对当时经济学科的生源都是文科生的状况，在全国率先“引理入经”，即允许理科生报考、学习经济学。1985年，他从报考厦大理科硕士项目的考生中，挑选出一部分优秀学生，组建了一个“理转经”硕士研究生班，学制原定3年，后改为4年，这个项目培养了一批具有文理交叉背景的优秀经济学硕士。理转经同学不仅在学术界成绩显著，而且在政界商界等不同领域均有突出表现。“理转经”研究生班试点取得初步成功后，从1986年起，厦大经济学院也开始在本科招生时招收理科类考生，从此，文理兼收，理科为主，成为常态。
我虽然不是“理转经”班的学生，但也是在葛家澍教授“引理入经”政策的直接受益者。1985年，我考上了物理硕士研究生。也就在这一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和美中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合作开办“经济学培训中心”，为中国高校培养现代经济学师资人才，每期培训一年，办学地点设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培训班的外教来自美国高校，其上课课酬、国际差旅费以及学生的英文教材费，均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因此这个培训班当时也俗称“福特班”。
在首届培训班学员中，只有3位学员来自厦大经济学院，这与当时厦大经济学院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很不相称。因此，1986年，厦大经济学院决定允许厦大全校所有一年级研究生，不论专业，凡有兴趣者均可报名参加选拔考试。结果，当年厦大共有11位学生顺利考进第二届培训班，当时班上总共54人，厦大学生占了1/5。由此可见，葛家澍教授“引理入经”的办学理念与举措具有多大的成效。
在第二届培训班入学考试中，共有3门考试，分别是数学、经济学与英语，我取得了总分第一以及英语与经济学两门考试的最高分成绩。厦大经济学院科研秘书洪淑芬老师虽然也姓洪，但与我非亲非故，她非常热心，将我的情况汇报给葛家澍教授。葛家澍教授专门在他办公室接见了我，鼓励我好好学习，并告诉我在“福特班”学习结束之后，有问题可以去找他。
一年的培训学习结束，我从北京回到厦门后，专门到葛家澍教授家里去拜访他。当时，葛家澍教授希望我能够跟他攻读博士，但由于我当时对会计学的重要性认识比较肤浅，失去了成为享誉会计界的“葛家军”一员的机会。然而，无论如何，正是因为葛家澍教授“引理入经”的办学政策，我才能如愿地从物理学转到经济学。
后来，我在厦大经济学院经济系跟随黄志贤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是经济学说史。在顺利完成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业之后，我于1988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美国常春藤盟校康奈尔大学经济系工作，后来成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前不久，有一篇自媒体文章提到，我是厦大百年历史上唯一在美国常青藤盟校担任终身教授的厦大校友，据说有人特地联系了厦大美洲校友会校友去验证真假。我非常钦佩这种认真的精神。如果能够把这种认真的精神与劲头用在厦大的工作上，我相信母校的事业定会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
在担任经济学院首任院长期间，葛家澍教授开展了大量的学科建设工作，国际化办学、师资队伍建设与“引理入经”只是其中的几项。我记得，当初“引理入经”的政策在厦大经济学院引起了很大争议，例如不少人批评理科生只懂数学，不懂经济。但后面的实践证明，葛家澍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推行的国际化办学和“引理入经”政策，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与趋势是完全一致的。葛家澍教授宽广的胸襟、求真的精神、超前的眼光与国际化的视野，是我们后人需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进入新世纪以后，厦大创办了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大力推进经济学科的国际化办学，坚持“派出去”和“引进来”两条腿走路，打造国际化师资队伍，同时积极推动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转为以定量分析为主，以计量经济学为代表的方法论学科异军突起，成为厦大经济学科在全国最亮丽的一张名片。这实际上是对葛家澍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所推行的学科建设理念与举措的薪火相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弘扬与发展。
我在厦大读了7年的书，从2005年至2020年又在厦大工作了15年，前后共20多年，应该算得上资深校友了。我现在虽然已经离开厦大，但浓浓的母校情结不会改变，感恩母校先贤导师的情愫不变，关心母校发展的初心也不会改变。作为历史记录，我目前正在写我在厦大工作的经历，今后将不定期发表一些随想。对于母校取得的进步，我将给予由衷的赞扬；对于母校一些具体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我作为一个校友，也会坦诚指出，“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这是作为一个校友的责任与权利。
谨以此文纪念葛家澍教授诞辰100周年。
（作者洪永淼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教育部经济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