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父母，认知是建构在一个吃饱穿暖、有好工作的基础之上。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更多孩子可能是在想：我怎么活着才有意义？如果孩子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天天刷题，他可能觉得毫无意义，所以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就崩溃了。”
作者 | 花瓢白
(资料图)
编辑 | 朱人奉
题图 | 《年少日记》
在当下社会，似乎存在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一方面，父母们前所未有地追求亲子之间的“尊重”和“平等”，科学育儿的理念成为主流，大家都在努力摒弃祖辈不合理的教养方式；但在另一方面，由亲子冲突酿成的悲剧却频频上演，不断刺痛我们的神经。
当我们的社会在高速发展，父母的认知看似在不断升级时，为何我们悉心呵护的孩子，其心理与情感世界却变得愈发脆弱？在“爱”与“教育”之间，究竟哪里出现了致命的错位？
作为一个母亲，作家梁鸿也观察到，“生病”的孩子越来越多了。那不是来自身体的疼痛，而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创伤。于是在过去三年，她将目光投向了许多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写成了《要有光》一书。
《要有光》
作者：梁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25-9
也许每一个饱经家庭伤痛的东亚孩子，都能从中看到熟悉的、习焉不察的语言或行为暴力。尤其是那些在崩溃边缘的争吵，模式是那么熟悉，利刃般的恶言一遍遍循环，却没有人知道从哪里能够一刀切断。
梁鸿最初关注到这个议题，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在慢慢长大，她也在同步经历着育儿过程中的迷茫和痛苦。
但当她环视周遭，发现并不只是一两个孩子的问题。根据《2022-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抑郁症患者中在校学生占比高达50%，18 岁以下人群占 30%。第一次面临孩子发病的家长，大多病急乱投医，他们苦恼于孩子的阴晴不定，只能辗转各地求医，或者到处听课和买课，不确定哪个心理咨询师有奇招。
一个巨大的疑问在梁鸿内心萌芽。在她的童年时代，就连上学都很艰难，读书是她唯一的出路。但现在念书的条件如此之好，孩子们怎么就连学都不愿意上了？
念书成为一些孩子的负担。（图/《年少日记》）
这也让她想起当年写“梁庄三部曲”时，遇见过的那些孩子：有些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留守在老家，有些孩子跟着妈妈漂泊在异乡。这些孩子都慢慢长大了，他们过得还好吗？
梁鸿想听听孩子们的故事。当她网上发出征集后，雅雅是第一个呼应她的孩子。雅雅曾是众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打小成绩优异，但在升上高中后，因为成绩下滑而变得极度焦虑，情绪低落，不时会大哭大叫，还有伤害自己的行为，最后躲在家中不愿意见任何人。
雅雅的父母对此都束手无策。一开始，雅雅的母亲反应非常情绪化和灾难化，“我大哭，她比我哭得还厉害。我沮丧，她比我更沮丧，她脸上生无可恋的绝望神情让我更加绝望。”——雅雅告诉梁鸿。
父亲的表现则是爆发式的，有一次甚至跪在地上向雅雅磕头，叫喊着：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
看起来，一路走来的雅雅吃了很多苦，很多时候只能自救。但让梁鸿惊叹的是，雅雅一直是非常敞开的状态，愿意亲自剖析自己和家庭的关系。雅雅觉得，如果她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或许会有一点意义，因为能给他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就是人生除了做题，还可以有别的。
一些女孩的童年，充满原生家庭阴影。（图/《女孩》）
雅雅还带梁鸿进入了一个未曾接触过的世界——“阿叔补习班”。这是一个曾在某中部城市十分出名、以“收留差生并承诺学生考上高中和大学”为口号的补习班，阿叔本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十多年来，阿叔招收了几百名学生，梁鸿也在他的补习班上看到了众多家庭样本。尽管每个病态的家庭是千差万别的，但梁鸿还是能从中看到某种普遍的“致病因子”。
中国家庭，到底缺失的是什么？她要去寻找这些东西。她想知道，是什么困住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置身于无尽的漩涡之中。
最初，梁鸿给这本书起名为《别吹灭那光》。这来源于雅雅2023年10月11日所写的日记。那一天是她的生日，她给自己的祝福是——“雅雅，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有不被定义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
梁鸿很喜欢“别吹灭那光”这句话，但她又能深切感受到一个孩子卑微的祈求，觉得太心痛了，干脆改成《要有光》，更敞亮也更坚决。
以下，是新周刊与梁鸿的对话。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病灶
《新周刊》：在书中，你对比了“滨海市”、“京城”、“丹县”三个不同地方的青少年问题，你觉得它们的社会根源和表现形式有何不同？
梁鸿 ：像“京城”这样的大城市，可能在家长高度控制、高度推动的情况下，孩子们会有情绪问题的爆发；在“滨海”这种中等城市，可能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补习班里，大家有一个群体战争，家长和孩子在认知上有巨大的差异，虽然他们会供养孩子，但是在骨子里是有某种冷漠的；而在“丹县”，可能更多是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难以形成，因为很多留守孩子都是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长大，亲密关系是缺失的，他们有内在的创伤。
所以我特意分成三个部分来写，是因为我察觉到虽然他们同样是抑郁焦虑、休学厌学，但他们背后的根源是不一样的。
《新周刊》：家庭往往是青少年抑郁的病灶，也是药方。在青少年陷入抑郁的家庭，通常存在哪些典型的互动模式？
梁鸿 ：我觉得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雅雅生病之后，妈妈说“我也病了，我比你病得还严重”。在雅雅的成长过程之中，妈妈一直是个弱者的形象，这也造成了雅雅在生活中诚惶诚恐。
在京城里，吴用的妈妈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不断推动孩子报补习班、参加竞赛班，她以为自己是非常爱孩子的，安排得严丝合缝。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会非常自信，认为我对孩子是1000%的好，但是孩子有没有感受到爱呢？
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那种——比如冷漠、冷嘲热讽，但是如果一定要抽象出一个词，就是对孩子的“不理解”，很少或者从来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对自己的行为高度认同，很少去反思。
习焉不察的语言暴力。（图/《年少日记》）
《新周刊》：“病耻感”是阻碍很多家庭寻求帮助的重要原因。你对此有哪些观察？抑郁的学生是否遭遇污名化？
梁鸿 ：是的，中国社会对“精神病”这三个字有非常大的病耻感。那天在“滨海”市的时候，精神科医生张殊就讲道，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个精神病人，大家都会绕着走，认为这个家是很可怕的。
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假如孩子因为抑郁焦虑，待在家里不上学，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捂得严严实实，不让别人知道。我觉得这也是病耻感的一个巨大表征，这就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无法对话、父母和社会之间无法对话，甚至不敢去找医生，每个人都把自己压抑到极致。
情绪疾病实际上就像感冒一样，但是因为有的小孩可能有躯体反应，比如说胳膊颤抖、反应迟钝等，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面，我们对此是恐惧的。这导致我们从来不想真正去求医，甚至连朋友都没法说。
反而是一些孩子挺落落大方的，像雅雅、敏敏、吴用，他们在学校里都不会隐藏自己，反而说“我在吃药”。实际上，我觉得下一代是有新的认知的。
《新周刊》：书中是否触及到代际创伤的传递？父母自身在成长中未被疗愈的伤痕，如何无意识地复制到下一代身上？
梁鸿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失。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母亲去世很早，我就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把我的爱更多地给到孩子，我觉得一定得让我孩子享受到母爱。但是把加倍的爱给孩子，也许会成为孩子的负担，这也是一种创伤的传递，其实孩子会意识到你的焦虑、你的紧张、你无所不在的眼光。
再比如说像敏敏，她观察到姥姥打姥爷，会意识到好像妈妈也在传递这种暴力。这种性格的问题一定会有传递性，因为亲密关系太近。要打破这种循环的关键，在于每个人要有自我反思，你不能无意识去往下传递。
典型家庭训话。（图/《狗十三》）
《新周刊》：在书中，母亲的发言比父亲要多得多。“父亲”的角色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当代父亲们普遍面临着怎样的失语？
梁鸿 ：可能每个父亲也不一样，但对于孩子生病，大部分父亲还是选择一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他们可能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真的生病了，有的人可能反应迟钝，因为他并不真的关注孩子的情绪。我原来写到一半，突然发现好像父亲太少了，但在我的采访对象的叙述里和生活里，父亲确实很少陪伴，确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父亲是缺席的。
现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偏见，认为都是母亲在那瞎胡闹，都是母亲的错，是因为母亲唠叨、因为母亲过于控制孩子、因为母亲怎么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后面有个缺席的父亲，如果父亲也在，母子之间是不是就不会被绑得那么紧？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父母天生就爱孩子吗？
《新周刊》：中国家长为什么如此习惯自我感动，喜欢报恩教育？
梁鸿 ：说实话，如果从一个纯粹的亲子关系来说，报恩是对的。一个人对你好，你也不能没有任何回馈对不对？但是当你用这种思想去要求孩子的时候，就变成了“债务投放”，要求孩子得还债。我们的爱实际上就变味了，变成一个利益来往，它让我们的爱变得有偿、变得有限。
报恩这个词本身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直接施加到孩子身上，更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价值观来要求孩子，我觉得这样我们的抚养就变得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投放“一笔钱”，到老了你还给我，这何谈是爱孩子？你的所有的行为只是为了你这笔钱投放得更好而已。
《新周刊》：为什么无论鸡娃还是快乐教育，都会出现不理想的结果？
梁鸿 ：如果你的思想一直不改变，不管鸡娃还是快乐教育，到最后都是一样的。你完全放养孩子也有问题，我们说给孩子减负，并不是不管孩子，让孩子自生自长对吧？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还是要关注孩子，我们要的是一种对话的空间，一个敞开的、明亮的空间，而不是说我不管你了，你自生自灭。
实际上你做好一点，就是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倾听孩子在想什么，慢慢就可以改变很多了。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在等着。
《新周刊》：我对书里的一句话还印象挺深的，张殊医生说“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我觉得很准确。
梁鸿 ：是的，那天我们跟张殊医生聊天，她说其实这一代父母，认知是建构在一个吃饱穿暖、有好工作的基础之上，价值满足基于这一点。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更多孩子可能是在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么活着才有意义”？
如果孩子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天天刷题，他可能觉得毫无意义，所以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就崩溃了。大人什么都走在孩子的面前，补习班安排好、吃喝拉撒安排好，只要你好好学习，根本没有给孩子形成自驱力的可能。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给他提供爱、温暖、快乐，传递的全是焦虑，全是“你一定要成功”。所以我觉得孩子不是空心病，家长才是空心病，而我们把这种空心病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去培养一个丰富的心灵。
东亚家庭成功学。（图/《年少日记》）
《新周刊》：书中花臂少年的爷爷也让人印象深刻，相亲、成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解决青少年精神问题的路径，很荒谬。
梁鸿 ：对，当时我们在丹县的花臂少年的爷爷家，王振医生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忧，就在我们去之前，他的爷爷已经打电话问孩子什么时候能出院，他想给孩子相个亲。
首先，王振医生不觉得这个孩子现在应该出院，因为孩子还处于刚刚恢复的状态。其次，出院之后谁来监控孩子吃药？当时孩子已经是精神分裂的状态，他必须坚持吃药至少两年。按照当时的状态，有可能以后一生都得吃药，如果他不持续吃药，就很容易犯病。
但是我们在跟爷爷聊天的过程中，发现爷爷所有话语都是支离破碎的，他不知道孙子怎么生病的，因为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孩子的父亲也在外面打工，奶奶在孩子13岁时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孩子非常孤独，相当于一个人在社会上游荡，谁也不知道孩子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之后就生病了。
在这种情况下，爷爷一心觉得，我得给孩子成个家。因为当医生问，你能不能坚持监护孩子吃药的时候，爷爷就说我还要出门。在这样一种意识里，孩子成家就好像解决了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因为这支队伍会有一个女性。
你能感觉到他观念的固化，他是把孙子作为一个问题来解决，他结婚了，他自己成一家人了，我们都可以不管了，对吧？所以你听起来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但是对他来说，又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思路。
《新周刊》：写完这本书之后，你觉得父母一定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吗？
梁鸿 ：我们经常会不假思索地说“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其实谨慎反思一下，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太轻易地把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抹杀掉了？
比如说敏敏的妈妈，当她打敏敏的时候，她是爱敏敏的吗？肯定不是，她是在泄私愤。孩子已经抑郁到不能出门了，家长还要担心她第二天能不能上学，这是爱孩子吗？当我们无视孩子的情绪问题，说他们“矫情”“都是惯的”“到农村干几天活就可以了”，这是爱孩子吗？
所以我们要有所辨析，父母并不是天生都爱孩子的。有很多父母，一旦孩子成为差生或者脱离期待，爱就变得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对这句话一定要非常警醒和反思，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爱是完全无私的、是完全奉献自己。每个人的人性都是有限的，我们要认识到有限之后，再慢慢往前走。我觉得小孩实际上会更早意识到，而我们还处在自恋之中。
玩一分钟，
父母就觉得这孩子堕落了
《新周刊》：当代青少年所面临的独特压力源，与上一代相比有何本质不同？
梁鸿 ：我觉得这一代实际上压力更大了，优绩主义变得更加鲜明，竞争变得更加紧迫。我们那一代，因为可能很多孩子已经失学了，能考上个中专、大专或本科都非常开心，但这一代孩子，所有的家长都是你要考个好大学。AI也会带来一种新的焦虑，因为中国的教育是以反复刷题、提高准确率作为基本形式，现在AI一出来，这一切还有意义吗？我们的教育方式，如果再不改变可能真的不行了。
《新周刊》：在学校层面，你认为我们可以建立哪些更日常、更易触及的支持系统，为不同的孩子兜底？针对青少年的心理支持资源存在哪些缺口？
梁鸿 ：其实国家已经有一个政策，大致1000个学生要配有1个心理咨询师，很多学校也是按照这个政策在布置。但是要知道，专业的心理医生根本不够，连医院里的医生都不够，何谈学校？这是一个真实的巨大缺口。
另外很多学校没有心理老师的编制，所以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班主任兼任，比如某个班主任学过一些心理学知识，然后回去当兼职的心理咨询师，但那意味着他还要上课，是吧？小孩有心理问题去找老师，但心理咨询室关着门，老师还在上课，这其实是很难的。
这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政策有了，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那么这个政策可能也很难去执行，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
心理医生和老师都存在巨大缺口。（图/《年少日记》）
《新周刊》：今天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的童年主要有哪些不同？更多的功课和屏幕、更少的大自然和玩伴，会如何影响他们？
梁鸿 ：我这两天才慢慢理顺一个思路，我们经常说，现在的孩子各种设备很多，比如手机、电视、平板，各种信息量也非常大。但是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我们就给他们报补习班，到了学校，从早到晚也是在学习状态，没有时间让孩子交朋友，到大自然当中玩。一年可能就一次春游，有的还被取消了，对吧？他们对大自然没有任何的情感，地理知识都是用来背、用来考试的，不会激发他们对现实大自然的爱。
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子只能待在家里、只能打游戏，他们没有玩伴。在书的第二章，三个家长是好朋友，但突然意识到她们的三个孩子没有成为朋友，因为孩子们根本没时间见面，只能是孤独的个体。所以并非孩子有网瘾，而是我们给他们的生活空间就那么小、那么窄。
《新周刊》：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童年才是快乐、丰沛和有益的？
梁鸿 ：首先，我觉得有父母充分陪伴的童年是快乐的，然后父母不能是功利的。我们不能只让孩子背英语，也要带孩子走入大自然，去观察一片山、种一片地、晒晒太阳发发呆，我觉得这样的童年会是健康的，也是丰沛的。
但这样并非就是让孩子躺平。我们的思维很容易滑向二元对立，快乐和躺平是两个概念，快乐和完全不管也是两个概念，快乐和学习不好也是两个概念。
为什么家长把孩子逼得连个时间缝儿都没有，因为我们让孩子玩一分钟，就觉得这孩子堕落了。就是因为我们这种非常功利化、工具化的思维，才使得孩子生病。
我们一旦把孩子置于二元对立中，就很难好好地陪伴孩子，你会不断焦虑，他这个小时本来应该背10个单词，怎么在玩手机？他今天本来要上舞蹈课，怎么到山里玩去了？那不行，下次不敢玩了，差了今天这一趟，我们就落后于别人了。
无法松懈也无法享受休闲的孩子。（图/《年少日记》）
《新周刊》：书名为《要有光》，那我们在追寻的光到底是什么？
梁鸿 ：我觉得是每个人各得其所，然后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对精神稳定地生活和学习。能考上北大清华当然非常棒，但如果你的孩子刚好没有那么爱学习，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迫孩子去做这件事？也许他在另外一条路上走得很好，我们要用相对放松的状态跟孩子交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然后我们共同往前走，这样才会有所谓的追寻的光。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超市的收银员，我就一定过得不如人，就一定是失败的吗？我在认真生活、认真收银、我认真对待我的顾客，难道就没有尊严吗？把这些东西都打破了之后，我当一个收银员同样是非常开心，同时也非常受尊重，这样可能所谓的光自然都在了。
校对：严严；排版：花瓢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