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农健/图）
2020年，“打工人”是最受关注的互联网热词之一。按照过去的定义，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被认为是传统的“打工者”，但在互联网的包装下，“打工人”一词显然拓充了原来的意义。
令我印象深刻的、与此相关的两次采访，对象分别是摄影师占有兵和纪录片导演李一凡，他们从各自的视角，窥见了传统意义上的打工者的状态，大量工人在工厂设定的流水线上，从事着机械而乏味的工作，他们的一言一行受严格管理。第一代打工者正是在真实机器的运转中，变成一个个效率单元，甚至成为工业系统本身的一部分。
如今，尽管一些工人早已脱离了工厂流水线和庞大机器的控制，不用再忍受工厂带给人的约束和窒息，但那种隐形的束缚又几乎无处不在。2020年，曾被广泛热议的外卖骑手这一职业似乎在揭示，每一个人都渐渐成为机器和系统的一部分。互联网机器正在捆绑和塑造大量终端的使用者，这种形式更加隐蔽，与庞大的工厂机器、繁忙的流水线作业截然不同。
过去两年，我因为采访得以接触了大量互联网群体。我发现，几乎所有职业，包括那些一向被认为需要创造力的职业，都在面临“互联网机器”的侵蚀，创作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所谓的“作品”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快速、大量地生产出来。一方面，这种“流水线”“机器化”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生产出了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另一方面，创作者却变得不再重要，机器和系统取而代之，创作者从原来的“社会人”正逐渐进化为“机器人”和“系统人”。
互联网将我们带入新一轮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这势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猛。最为人熟悉的例子是自媒体内容的大量生产和复制。我曾写过一个关于自媒体生态的报道，找到山东某自媒体村创始人“取经”，他向我传授了诸多的套路和经验，比如如何迅速生产和复制“流量”标题。据说，在他的指导下，村庄里文化水平不高的妇女都可以撰写十万加的流量稿件。
在过往的认知中，音乐也被认为是高门槛、技术性较强的行业。现在，流行音乐产品的生产者却可以规避法律认定的抄袭风险，通过一定的程式、套路进行大量复制和改编，像洗稿一样进行“洗歌”。最后，这些成品输送给网络音乐市场。有采访对象对我直言不讳，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的乐理知识，一台电脑便能轻松完成一首歌的创作，且无任何法律风险。
职业编剧这一群体的专业性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任何编剧基础的写手，只需在一定的框架下接受训练，便可以成为所谓的“编剧大师”。在一些采访对象的描述中，一间狭窄的编剧工作室，十几位刚毕业的大学生随时待命，只要有人“派活”，便可以迅速分工，完成剧本的创作，供给日益繁荣的网剧、网络电影市场。这些编剧作品完全能够满足“爆点”，紧跟热度潮流，因而广受追捧。
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现象，真的说明互联网机器正使过去那些创造性工作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吗？站在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者”真的不见了吗，还是他们已经变成了互联网流水线上的“机器打工人”？
我们不必怀疑，潜心创作的人仍存在于各类文化产业中。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当这些行业被纳入互联网框架后，一个创作者面对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再是另一个旗鼓相当的创作者，而是一个疯狂高效产出的“机器人”，它同样在争夺大众和资本的目光，同样拥有某种可怕的“竞争力”。
过去一年，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互联网现象是“系统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在2021年1月向科技界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系统？谁被困在系统中“？困”字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
目前，超过8亿的网民活跃于短视频和直播构建的系统之中。图为浙江义乌一位女老板正在直播。（视觉中国/图）
项飙提到：“系统可以不通过一个稳定的组织形态，不需要制度化的关系，而把大量的个体拢在一起，能够协调、影响甚至控制他们每一刻的行为。这种影响是通过控制数据实现的，而不是像以往通过稳定的社会关系。
”我对此很有共鸣。不只是外卖小哥使用的外卖软件和外卖系统，所有使用互联网工具的人都无法逃脱系统的束缚，从而被媒介影响产生行为“异化”的可能。
比如，肖战粉丝举报事件发生于微博搭建的明星系统中，依托于明星超话的诸多隐形条例约束的饭圈规则中，偶像和粉丝被资本紧密捆绑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肖战粉丝和AO3粉丝群体的相互倾轧。事件发展到后来，诞生的反对肖战粉丝的联盟竟然也拥有了自己的超话，这意味他们也同样被困于微博的系统之内。
“我更愿意相信在此背后是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构造，当然也会形成一种人格类型的构造。”项飙评价外卖系统时这样说。
当社会进入深度视频化阶段之后，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短视频、直播系统对使用者潜移默化的影响。目前，超过8亿网民活跃于短视频和直播系统之中，且日均沉浸时长正在增加，他们在新的系统中产生勾连，也必然产生新的情感连结、新的身份认同，甚至新的生活方式和形态。至于这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仍是未知。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