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全面把握和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抓紧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分行业分领域实施方案，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
围绕着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北大国发院在近日上海召开的长三角论坛上进行了讨论。多位专家、业界人士探讨碳中和发展规划中的新挑战、新战略，共话绿色经济态势下的政策走向。
北大国发院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其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并被政府所采纳。
碳税作为政策工具
“未来，碳税在中国有可能重新浮上水面，变成决策者考虑的工具，从而对将来的经济、投资、产业结构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表示。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的税。与碳交易不同，碳交易的初始配额发放往往是根据减排主体的历史排放量进行免费发放，而碳税根据实际排放量进行征税，对所有排放主体一视同仁，较为公平。
可查资料显示，我国在2006年前后就开展了关于碳税的研究工作，但是，2018年我国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碳税并未纳入其中。
2021年3月10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碳边境调节议案。议案指出，对于不能遵守欧盟碳排放相关规定的国家，欧盟将对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该议案预计将从2023年起开始实行。
徐晋涛认为，如果未来欧盟、美国都实行碳税，将对中国出口导向的产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对中国国内的气候政策形成倒逼，会使中国预设的碳减排方案提前实现。
应明确具体“碳配额”
“锁死‘碳配额’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政策要点，应该明确，到2030年碳达峰的碳排放规模到底是多少。目前配额给不给，还是个问号。”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认为。
“碳配额”是指经政府主管部门核定，企业所获得的一定时期内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的总量。其实质是，在一个原本是自由排放的领域，通过对排放上限的封顶，从而把不受约束的排放权人为地改造成一种稀缺的配额的过程。
“明确了‘碳配额’，按照我们国内的行政体系，一定会往各个省分配，继而下放到各个行业，下放给各个市场主体。如果不给这个配额，继续延续以往的GDP排放强度下降18%的说法，这里面意思没那么大。”张岸元表示。
从投资角度看，张岸元认为，只有碳排放权本身有稀缺性才能定价，只有定价才能交易，只有交易才能招致海量的投资。
“碳排放权”是指企业依法取得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等）的权利。
张岸元认为，以能源转化为切入点实现产业变革的确认性更强，在这一过程中，锁死配额、明确规则、创新技术三者缺一不可。
建立全国统一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徐晋涛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真正的阻力是地方封锁，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因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空间分布不均匀，要想使可再生能源稳定发展，我们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德国是利用欧洲电网，波动性通过市场的扩大来减量化。”徐晋涛表示。
2017年，国家发改委就曾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的指导方向：准许成本+合理收益，同时将对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输、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等重点领域，实行严格监管，全面开展定价成本监审，科学合理制定价格。
